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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研究》2020年8月刊 目录


本期卷首语


关于名编辑、学者型编辑的评价标准与成长路径

◎郝振省


中国编辑学会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在做名编辑、学者型编辑的评价标准与成长路径这方面的努力。学会的第五届年会及学术论坛先后确立了“培养编辑名家,打造出版精品”“倡导工匠精神,做学者型编辑”等主题。而关于名编辑、学者型编辑的评价标准制定与成长路径也应是该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名编辑、学者型编辑的具体评价标准来讲,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所指引的方向。其实这个宗旨和方向就是“初心”,它是一切的根本。如果我们不确立宗旨,就没有家国情怀、云水襟怀和宽阔视野,就缺乏底蕴与担当;如果我们不树立正确的出版观,就难以坚守意识形态阵地,难以维护文化安全和服务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存在下去。”这就论述了宗旨的特殊作用;而“两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的出版观要求,则强调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宗旨和方向对了,就有可能避免南辕北辙的错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坚持宗旨和方向,既能使选题策划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又能使出版营销获取广袤的市场空间。

第二,就编辑内在条件而言,应该具有全面的业务素养。这些业务素养应该包括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科学的理性、艺术的灵性、伦理的德性等。所谓文学的感性,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文学修炼,增强编辑的人文情怀,增强所加工出版物的感染力与渗透力。所谓史学的智性,主要是指增加编辑的历史知识厚度与历史方法论的深度,增强出版物的厚重性与故事性。所谓哲学的悟性,主要是指编辑借助哲学的逻辑性,增强思想的条理性;借助其反思性,增强思想的深刻性;借助其辩证性,训练思想的包容性。所谓科学的理性,主要是指出版物要体现出严格的逻辑推理与充分的说明论证。所谓艺术的灵性,主要是指提升编辑自身的审美情趣与艺术素养,提高书稿加工中的创造性思维。所谓伦理的德性,主要是说编辑不仅要站在知识高地,还要具备人格魅力。在“六性”基础上,还应形成四种能力:选题的策划能力、作者的发现能力、文稿的统筹能力、文字的驾驭能力。

第三,对名作者、名作家有足够的黏性或叫做吸引力,这是一种重要资质。作为编辑要能够以自己的经验、智慧吸引名作者、名作家,或者成长良好的作者、作家,成为自己的长期作者,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作者群、作家群,能为出版社争取到双效益的好书稿,为社会提供精品出版物。

第四,要有自己编辑加工的代表作,即策划加工出一定数量的精品图书、品牌书、畅销书或长销书,为打造品牌出版社作出比较突出的贡献,在行业和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华书局周振甫的代表作是钱钟书的《管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龙世辉的代表作是《林海雪原》,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全国优秀十大出版编辑之一巢峰的代表作是影响几代中国人和在中外享有盛名的《辞海》修订版,另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的编辑代表作是《亚里士多德全集》等。

第五,应该成为所供职的学科或专业的学者或专家,即不仅是公认的一位编辑家,而且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具有学术素养的学者。比如是经济学家、辞书家、翻译家、文化名家、教育学家,等等。编辑做到极致便是大家。比如唐浩明,他不仅能够编辑加工出大文集大作品,而且自己就能写出大的文章,是公认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名作家。

关于名编辑、学者型编辑成长的路径与环境还可从个人、单位、社会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

就个人方面来讲,首先,阅读对编辑出版人来讲,绝对是刚性约束,要形成不可撼动的读书习惯;其次,应该把精力投入到读经典上来,因为涉深水者得蛟龙,涉浅水者得鱼虾;再次,要学会在被动阅读中采取主动策略,“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最后还要写好选题报告、审读报告(好的可以转变成书评文章)、学术文章。

就单位方面来讲,生产过程要遵循文化积累与创新传播的规律,应该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向人文管理转型,使其更有利于出版文化理性的形成与巩固。还应采取一些得力的举措推动编辑人才尽快成长。比如,用大项目吸引成长性较好的编辑攻关克难,这样既完成了主题出版、精品出版的一些重点工程,又使一批优秀编辑成长起来;也可以推出首席编辑制等有力措施,巩固和促推优秀编辑更好地成长。

就社会方面而言,要把规划、培训、激励等方面的工作做足。规划就是要根据国家或省市的总体发展目标,把脉实际需求,做好顶层设计。培训方面要把对编辑的培训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应切实解决培训覆盖面严重不足的问题,尽可能地向精准培训方面发展。解决好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的重学时计算、轻分类对接的不良现象。应继续在激励政策方面增加力度,强化深度。在制定出版传媒政策包括书价政策、经济政策、质量政策等方面,要尽可能调动编辑出版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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